title: 《复杂社会的崩溃》 date: 2014-03-15 03:25:59 updated: 2014-03-15 03:25:00 tags:

• 笔记 uri: —

崩溃的标志：

• 社会阶层化和社会差异化程度较低

• 个人、团体和整个区域的经济专门化和职业专门化程度较低

• 缺乏集权控制，即缺乏上层精英对各类经济团体和政治团体的规范和整合

• 缺乏行为的监管和控制

• 对复杂化附属现象，即那些确定“文明”概念的因素——纪念性建筑、文学艺术成果等——缺乏投资

• 个体之间、经济政治团体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缺乏信息流通

• 缺乏资源共享、贸易交流和资源再分配

• 缺乏对个人和团体的整体协调与统一组织

• 单一政治实体内部出现的小区域整合

崩溃之后的特点

• 最高权威和中央集权的崩溃

• 国家的解体中央指挥失灵

• 法律保护伞不复存在

• 都市或政治中心所剩人口会用特别方式重新利用残存建筑

• 神殿和公共贮藏设施可能遭到废弃，随之消失的就是货物和食品的统一再分配和市场交换

• 人口的规模和密度明显缩减（即是崩溃原因又是后果）

• 失去群体、部落社会结构的共同因素——世系族系、互惠和血亲职责、乡村政治结构、尊崇和权威的关系以及对非社会行为的限制

国家起源的学说：冲突论和整合论。这里倾向于整合论。

一种通用的崩溃理论：社会政治变化中的边际产量

复杂社会的观念：

• 人类社会是一个解决问题的组织

• 社会政治体制需要能量来维持其生存

• 社会复杂性的增强伴随人均投资成本的提高

• 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社会政治复杂化的投资通常会达到一个“边际回报递减”的拐点

复杂社会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近期现象。所以社会崩溃并非返回到某种原始混沌状态，而是回到复杂化程度较低的正常人类生存状态。

为什么社会边际收益递减

• 农业和资源生产：有理性的人类团体会首先探索平均投入回报率最高的资源。

• 信息处理：一个科学领域的早期基础成果也包括了后来专业研究中获得的全部知识。专业研究的收益将永远不会超过早期基础研究的收益。知识投资的最重大最持久的收益来自于开创范式的基础理论，而完成此项目的科学家们一般比那些继承者们更受瞩目。

• 普朗克投入增长定律：科学的每项进步都增加这事业的本身难度。

• 社会政治控制和阶层特殊化：社会复杂性程度越高，专职行政人员的需求越高。组织性解决方案倾向于连续和积累。福利社会的福利极少收回，特权人士的报酬极少下降。

• 整体经济产能：经济增长依赖于知识创造，而知识创造的难度指数增长。

边际收益下降，税率就会增高，地方收入越来越少。各生产部门会对社会上层的要求进行抵抗，或者另立山头。

为什么社会不能达到成本和收益最佳比值的稳态：人多地少。复杂社会人口密集，相比采集型社会人口不能疏散。为了对付危机只好进行大规模社会政治经济投资，而循环的组织化投资带来边际回报下降。

罗马：早期的罗马通过区域扩张获得高边际回报，但回报持续下降直至停止扩张。罗马帝国是第一个且到近代为止唯一一个通过单纯的常规部队满足全部需求的国家。从奥古斯都时代起，帝国开始面临规律性财政紧缺。罗马直接增加税收以及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等间接方式都不能满足财政空缺。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建立了“最高君主制”东西罗马分治。西罗马先灭亡是因为它边疆更广、财政收入更少、富裕人口少。一些不堪重负的农民甚至开始欢迎蛮族入侵。劳力短缺、税赋过重，地方自治的价值已超过作为帝国成员的价值。没有渐进税、行政人员过多、早期帝国统治者花钱大手大脚增加了穷人的救济和社会福利。

玛雅：玛雅是一个具有高密度人口压力、从事密集型农业生产、大多居住在政治中心、不仅养活贵族阶层而且负责公共设施建设、为了短缺的资源也会不断竞争的民族。低地玛雅的环境不可能存在高度多样化的生产体系，而邻近地区的生产也大约遵循同样的生产周期。低地环境造就了玛雅资源不均的局面，很可能必须通过掠夺和竞争来解决而无法实现空间上的能量均衡。换句话说，年景不佳的时候玛雅无法有效均衡整个地区都同样短缺的自然资源。应对长期波动出现饥荒的办法是集约化生产和建立阶层化经济管理体系。相对于临时农田，凸起田和梯田小而集中便于保护，从而增加了对武装力量的需求。战争防御、农业生产（集约式）、纪念性建筑（通过无价值的建筑威慑周边部落）都需要人力，这导致进一步鼓励人口扩张。而人口扩张又对农业产生压力，要求农业生产的复杂性上升。最后整个玛雅社会农业工程改善无法弥补人均营养状况的下降。

查科：圣胡安盆地是一块地貌同质性强、干燥少雨、缺乏特色的平原。盆地中心比边缘地带的多样化程度低、动植物种群少。对查科人来说，最具优势的合作就是和盆地边缘（水源充足、土地差异性强）的人群交往。查科早期建立的能量均衡系统充分利用圣胡安盆地的最佳优势——异质性——建立了以查科峡谷为中心的阶层化经济互联体系。只要加入到该平衡体系当中，各地方群体都可以确保自身不受产量波动、干旱地区气候突变的影响，由此增强了生存保障，并有利于民生发展。查科后期建造的巨屋越来越多的出现在盆地内陆低产地区、低异质地区，巨屋间隔缩短，造成一个能量均衡系统参与者在空间距离上越来越近，他们之间的产量波动越来越同步化。巨屋的建造降低了生产管理效率，最后的一次持续干旱导致人口迁移、社会崩溃。

为什么西罗马帝国之后欧洲没出现过社会崩溃？

过去1500年欧洲历史是典型的平等政体发展的历史，各政体间互动、竞争、无休止地谋取优势，或极力以邻国的代价扩张自己，或极力防范邻国利用自己的优势。这种局势下发生崩溃已不可能，除非该系列政体的所有成员一起崩溃。任何单一政体的破产只会导致另一个政体的扩张，所以不会出现复杂化消失的状况。这样一个竞争体制中（如玛雅）的投资成本必须由每一个整体成员承担，不论边际回报降低到什么程度。这种局势下，农民政治行动最具逻辑性的目标是要改良，而非政局解体。因为一个整体的破产仅仅意味着农民去接受另一个同样的政权，逃脱和抵抗都没有任何意义。迫于这种局限，欧洲农民和其它异见阶层便开始遵循一种政治进程，即参与机遇、扩大自己的决策实力和份额，并由此确保组织化投资的回报更具有优势。

所以，边际回报递减未必永远导致崩溃：崩溃只有在权力真空存在时才会出现。边际回报递减常作为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衰减的根源。

我们现在身处的怪异环境：竞争的互动迫使我们必须进行某种程度的投资，也必须接受可能导致崩溃的边际收益递减。